“保罗之死”引发的非娱乐性思考

杨健

尽管南非世界杯足球赛结束已经好几个月，但“章鱼哥”保罗的离世，还是像它当初“八战八捷”的神奇预测一样，引人注目。

“永别了，保罗。今年夏天，你是全世界最出名的无脊椎动物”，“为保罗默哀，它走向了名叫天堂的那片海洋”，“章鱼保罗死了，谁来预测下一届世界杯”……没错，这只是一条娱乐新闻，实在犯不着过度诠释。可当全世界众多知名媒体如此郑重其事地发布消息，当那么多人的神经为之牵动，不由让人感受到一种难以“一笑而过”的氛围。

保罗仿佛是为预测南非世界杯而生的，但需要预测的，何止是世界杯赛况。美国人不知道失业率何时才能下降，法国人不知道罢工能否挡住养老金改革，中国人不知道楼市能否保持稳定，而50枚美国核导弹跟控制它们的计算机失去联系意味着什么，全世界都难以预料。很多时候我们说，自己是命运的主人；而很多时候，明天又显得如此莫测。

站在神秘论和宿命论的角度谈预测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从规律出发，很多事情完全可以预测、预警，可惜的是我们并非任何时候都能很好地把握。

老龄化的问题20年前就有人提出来了，可要不要调整退休年龄，究竟是社区养老还是家庭养老，我们至今仍在探讨。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浪潮，有农民工一代，肯定就有农民工二代，这不需要保罗预测也能想到，但如何感知他们的忧喜、化解他们遭遇的困境，似乎还没有系统的结论。“十一五”节能减排的指标5年前就定下来了，而不少地方直到接近期限才猛然惊醒，慌乱间不惜拉闸限电。车多了路自然会堵，教育资源不均衡自然会有择校，工资太低员工会“用脚投票”……这些原本顺理成章的事情，却常常以突如其来的方式向我们袭来，这令人尤其感到前瞻性研究的可贵，觉得未雨绸缪的重要。

正确的战略判断是战略研究的结果，也是下一步战略分析和研究的起点。立足于“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宏观判断，立足于下一个五年规划的整体运筹，需要进一步细化的前瞻性研究还有很多。

举一个例子：“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悄然放弃20多年之后，我国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具数量近年突然激增，这使得2003年之后的6年中，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从业人数减少了近7000万，而农产品产量增速不减。这将怎样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影响农产品的价格，进而影响整个市场价格的走势？谁来仔细分析这种悄无声息的变化，提前把握可能产生的影响？

快速发展的国家，纷繁复杂的格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中，需要更加踏实深入的研究，需要比保罗更高超的技艺。

解决“血荒”离不开社会营养

谢勇

近日，全国许多地方频现“血荒”，一些地方的医院正在遭遇近十年来最严重的用血困难。如何解决“血荒”，也引发着人们的多重思考。

在媒体报道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那些质问医院为何没有存血的人们，基本上自己并没有参与献血。由此，许多人也产生了这样的疑惑：今天的社会大众中，是否缺乏扶危济困、帮助他人的意识？

应该指出，道德层面的反思是永远必要的，但是如果仅仅止步于道德，则很容易流于表面，无助于问题真正的解决。另一方面，无论是汶川地震还是玉树地震，以及其他各种危难时刻，踊跃捐款捐物、志愿服务，乃至献出自己鲜血的实例也在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一个没有温度的民族，人们并不缺乏爱心。所以，可能更需追问的是，是什么让民众本就具有的爱心、对社会对他人的同情与关注，无法汇集成一股温暖社会的有效力量？

对于“血荒”，或许我们更应当关注，是什么滞缓了人们走向采血车的步伐？或者说，如何做才能唤起人们走向采血车的热情？我们看到，在一些地方，与“血荒”同时发生的是某种“献血难”——就在南京遭遇“血荒”之时，出现了“献血不足300毫升遭拒”的事情，其原因仅仅是采血点没有配备合适的血袋。而记者在昆明采访时同样觉察到了献血难的问题：由于薪酬制度改革，采血员每采一袋血的相应奖励被取消，工作人员积极性受挫，献血车被指“姗姗来迟，早早收工”，被分析者称为“血荒推手”。

除此之外，对于献血过程安全性缺乏信心，受血者使用血液时遭遇到的异常繁琐的手续，对于血液用途某种担忧等等，都降低着献血者走向采血车的热情。倘若爱心献助时常遇到这样那样的冷遇，倘若公民的慈善热情不时被条条框框所束缚，单打独斗的爱心慈善、文明道德，必然会形单影只，难以蔚然成风。

在一个正常社会中，献血这样一种基于人人相互扶持、相互救助理念的社会公益活动，从根本上说，靠的是民众的自发力量，以及整个社会的慈善热情和公益文明。这种热情和文明的呵护、养成，离不开社会组织的有效运作，离不开政府的有效倡导参与，离不开各种规则制度的不断完善。比如，在强调“觉悟”、“奉献”、“公益”的同时，能否更加广泛地普及献血知识，帮助献血者打消“担心伤害身体”的心理顾虑？能否以更加公开透明的采集使用机制，帮助献血者打消“担心感染”的疑虑？能否设置更加灵活的献血时间地点，给献血者更多便捷？

毕竟，道义的产生可以源于内心的善念和自觉，但道义的养成壮大，公益文明的开花结果，则必须要有制度的土壤和社会的营养。

“五年治好择校乱收费”怎样兑现

毕诗成

教育部11月1日发布了《关于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问题的指导意见》，对各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了10项要求，要求各地力争经过3到5年时间的努力，使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不再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对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这一痼疾，教育部首次明确治理时间表，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同时纵观网络舆论，民众对于是否真的能“五年治好”还有很多忧虑。择校乱收费问题之所以成为顽疾，就是因为背后的利益纠葛颇深，矛盾错综复杂。因此，形势不容乐观。

基于择校费的种种负面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教育部门这回是真下了决心。既然真下决心，就需要充分考虑，如何把一些原则、意见、立场转化成现实的力量，让政策措施落地生根；如何避免意志坚定的承诺，到了基层却沦为“以文件落实文件”。

应该看到，治理择校乱收费首当其冲的障碍，就是纠结的利益格局。一些办学质量较好的中小学在地方俨然成为特权单位，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松手让利，而一些教育管理者也深陷其中、下不了治理的决心来推动教育资源均衡化。改革需要勇气，治愈社会顽疾更需要拿出改革的魄力，指望和风细雨、谁的利益也不触及就能办成让老百姓满意的教育，显然难度很大。主管部门要把政策规定落到实处，就需要亮明立场、廓清表述、建立考核。比如这次治理，到底是治理择校、治理择校费，还是治理择校费乱收？既“禁止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以任何名义和方式收取择校费”，又强调“优质教育资源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产生了择校问题”才导致“择校乱收费突出”，细究起来，治理对象还是不太清楚，既可以理解为“治理择校”，又可以理解为“治理乱收费”，这两者内涵并不相同。

没有责任则少有动力，过于笼统则可能流于形式。“治理乱收费”，不仅要有总体目标，制定时间表、路线图，将执行过程、实现程度公布出来，接受监督；还要将具体的责任人列出来，将各阶段的治理考核清晰化，对完成不好的进行问责，才能真正产生好的效果。

“国家标准”不是“免责盾牌”

范正伟

如今看来，“曲美风波”所带来的隐忧，远不止明星虚假代言，或某一产品质量存在缺陷那么简单。

在召回“曲美减肥胶囊”、宣布不再生产后，面对舆论质疑，生产商重庆太极集团回应称：“曲美产品符合国家标准，因此对此前长期服用曲美的消费者没有赔偿计划”。

太极集团的回应可谓“掷地有声”。但几个悬疑仍然待解：如此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为何还要主动召回？企业可以拿国家标准自我免责，消费者又该找谁说理去？“曲美之后，宛如新生，重现美丽本色”，曲美当初的诱人广告是否名副其实？

国家标准被拿来做“免责盾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此前，某款洗发水被曝含致癌物，制造企业回应符合国家标准；麦乐鸡中被爆含问题添加物，麦当劳表示符合国家标准；云南白药牙膏陷入“功效门”，公司也自称符合国家标准……

然而，“符合国家标准”就不用承担责任了吗？对那些确实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产品，所谓“符合国家标准”的免责盾牌果真坚不可摧吗？

相信某些喜欢拿“国家标准”说事的企业，一定熟悉《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但这些企业也一定是误解了该条文，认为只要符合“国家标准”，就不存在产品缺陷。这显然与立法精神不符，也同现实生活相悖。

害人不浅的“三鹿”奶粉，据说当初也是“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生产”的，结果又如何呢？三聚氰胺当初甚至都不归国家标准管，但企业因此就可以随意添加吗？

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产品缺陷的判定，国家标准只是最低标准，如果产品存在标准难以预见的不合理危险并对消费者造成损害，即使它“符合”国家标准，生产者也不能免责。换言之，“符合”国家标准，只是免除了生产者的行政责任，但并不天然地免除生产者的侵权责任。

遗憾的是，一些企业虽然身处产业前沿，熟悉行业最新信息，却总喜欢在底线边缘游走，热衷于钻国家标准还不完善的空子，并以此掩耳盗铃地“自我免责”。在畅谈社会责任的今天，一个企业如果连自己的产品质量都不能保证，或者对消费者的权益不管不顾，其他方面的功课做得再多，恐怕也没有资格奢谈社会责任。

如果说企业紧贴“国标底线”是出于利益冲动，那么适时完善国家标准，守好安全闸门，监管部门责无旁贷。但从“三鹿”奶粉，到“美的”紫砂煲，再到“曲美风波”，纵观多起产品安全事件，本应起“警示灯”作用的监管部门却成为“救火员”，令人遗憾。作为公共安全的守护者、产品市场的执法者，监管部门如果能未雨绸缪、提高预见能力，能提前主动评估、及时更新国家标准，不断促使产品安全升级，那么许多产品安全事件就不会发生。

每一次产品安全事件后，总会有人问：下一个“中标”的会是谁？要避免这种担忧不幸成真，企业和监管部门都应该从认真对待“国家标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