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油价质疑在于市场定价

刘满平

国内成品油的每一次价格调整，都会牵动整个社会的神经。今年元宵节国内成品油调价就是一个明显例证：尽管国家有关部门从民生角度出发，有意推迟了调价时间，但由于没有赶上好时机，被台湾地区同日下调油价的表象冲刷得一干二净，落得个“内涨外落”、“背道而驰”的质疑，真是良好的初衷获得意外结果。

这已不是价格管理部门第一次被冤枉，因为在现有石油市场竞争体制和定价机制下，只要成品油价格还没有真正由市场形成，调价权还掌握在政府手里，每一次调价，政府都可能“背黑锅”，替企业承担质疑。

比如，对于油价形成的认识而言，每次调价都是根据之前走势来作出判断的，调价后的走势要等到下一个调价周期来反映。而社会上总是拿调价当天或者几天的国际市场油价来对比，这是不科学的;对于石油企业的认识，主要在于由于没有公开的、具体的、形象的量化指标，社会普通大众更多看到的是其垄断的负面形象，没有认识到这些企业为国家作出的贡献，例如特别收益金、油价中的巨额税收等。

幸好，决策部门已经认识到上述问题的存在。日前，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已经在两会上正式提出，对现行定价机制进行一些完善和修正。其中就包括调价幅度和调价周期问题，但没有明确是否修正调价参考地的问题。尽管有进步，但在目前几大石油巨头垄断成品油批发和零售、成品油定价机制尚未完全市场化的局面下，上述动作还只是治标不治本，无论将4%的幅度调整为2%、1%甚至更低，社会都会质疑制定该标准的依据。

为此，有人建议将定价权下放给各大企业，以此来甩开包袱。但在垄断体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定价权下放只是矛盾焦点的暂时转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定价，而且这种方式可能造成价格垄断，因此，这种方式也难以行得通，说明当前政府在成品油定价机制中的作用和地位还是相当重要和必须的，不能完全撇开。

即使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出台后，政府还是会起主导作用，会遭遇到社会的舆论压力。既然如此，当前政府能做的就是注重调价时机和幅度的选择，避免给经济运行以及CPI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对社会民生带来太大的压力。从长远来看，从成品油市场体系建设方面入手，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格局，真正实现由市场机制定价形成，这才是最终落脚点。只是目前距离这个理想还有一定距离，但我们毕竟正行走在路上。

农民的土地流转答卷

俞俭 王贤

原以为两会离农民很远，实则不然。远在千里之遥的湖北乡村农民，时刻关注着北京的两会。两会传递出的每一个信息，都牵动着广大农民的心。尤其是事关“三农”的政策、改革举措更受瞩目。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支持发展多种形式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和多层次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逐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说出了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共同期盼。

新时期农民再也不只是埋头种田，而是根据政策导向、三农改革的措施，考虑谁来种田、怎么种田的问题。而农村火热的实践正在给出令人鼓舞的回答。

两会期间，在湖北京山、钟祥、随县等地采访发现两大可喜现象，一是乡村土地流转搞得热火朝天，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规模流转，回答了谁来种田的问题。有的县市土地流转达到20多万亩;二是农村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回答了怎么种田的问题。不少乡镇基本实现了机耕机收，机械插秧也达30%以上，农民种田越来越轻松了。

“这段时间天天关注两会，感到很受鼓舞，干劲越来越大。土地集约化经营很受农民欢迎，也是大势所趋。合理有效的土地集约方式更能保护好农民的财产权利。”京山县种粮大户刘若峥谈起土地流转，充满信心和激情。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农民，难点也在农村农民。没有农村和农民的全面小康，就难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传统分田到户、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方式，难以让农民实现小康。以土地集约化经营，依靠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通过规模经营、机械化，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种田效益，将农民从土地里解放出来，实现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农民的目标。

农民将土地流转出去后，每亩地每年有六百、一千元不等的流转收益，并依然享受国家的粮食直补和综合补贴。并每5年调整一次流转合同。这样，有的农民可以放心出门打工，拓宽增收渠道。有的农民留下来，由合作社返聘从事田间管理。合作社种田的机械化率提高后，特别需要年轻农民成为机械手，推进农业机械化。刘若峥的峥嵘农庄种植专业合作社，35岁以下农民87人，占了41%，成为机械化种田的主力。

可以想见，随着时代发展，土地规模经营、机械化种田必将成为大趋势。传统的耕作模式将被取代，一代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正驰骋于希望的田野上。

不可停下工作坐等机构改革

龙在宇

3月1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决定。这次机构改革意义十分深远，它将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新一轮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大幕已经拉开。按照工作计划，改革将很快进入实际操作阶段。机构撤并、人员流转等具体工作将有条不紊地展开。

根据以往的经验，在推进机构改革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部门的利益受到影响，某些干部原本熟悉的工作环境，乃至于个人前途也面临改变。这些情绪难免会影响到工作，甚至一部分人还会产生观望等待，“先把手头的工作停一停”等错误思想 。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转变职能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深化改革的决心，体现了改革发展取向，符合时代要求，顺应发展要求。改革的目的，就是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在改革过程中，如果任由观望等待的情绪蔓延，甚至影响到正常工作的推进，就显然与改革初衷背道而驰，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涉及机构变动的部门，宜树立既要抓好改革工作，又要抓好当前工作的思想认识。与本次改革有关的各级干部与工作人员，都应该稳定思想，立足实际，继续做好本职工作。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年代，改革本就是这个时代的主题。不管机构如何调整，都应保持工作程序不乱、作风纪律不松、工作劲头不减。越是改革攻坚期，越要做到思想不滑坡、工作不松劲。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说明》也明确指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这次改革的重要意义。涉及机构变动的部门，要服从大局，确保机构、职责、队伍和装备等按要求及时调整到位，确保人心不散、队伍不乱、工作不断。

职能的转变，部门的合并，必然涉及干部个人的进退流转。能否正确对待个人的进退流转，也是对干部个人党性的重要考验。我们常讲，衡量一个干部，既要看他平时的表现，更要看他关键时刻的表现。机构改革既属于这样的关键时刻。涉及机构变动的部门的干部，更应该沉心静气抓工作，把思想和精力凝聚到加快发展上来，多想群众的事、少想个人的事。

机构改革是一项原则性、政策性、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各个部门和每一位干部都要站在党的事业和全局高度，从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正确对待机构改革中的个人得失。不能以个人满意与否，作为衡量这次机构改革成败的标准。

公共权威部门应“主动作为”

李松

近日，上海市黄浦江上游发现大量死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公众最担忧的，除了数量庞大的死猪数量、部分死猪身上检测出的猪圆环病毒，更主要的是黄浦江上游，正是上海市饮用水的水源所在。

此前，上海市环保、水务部门称，黄浦江上游原水水质较为稳定，自来水厂出厂水质也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被初步确定为死猪源头上游的浙江嘉兴则回应称，当地没有疫情。如此神速的调查回应，令公众质疑声不断。

类似跨地域污染事件，近年来并非孤例。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并非缺少跨地域治污的监管制度，而是有制度不执行。也正是有法不依，才造成了类似跨地域污染事件频发。

更糟糕的是，由于属地管理原则，在解决涉及到跨地域污染事件时，缺乏统一协调执行力，以致涉事属地之间总是相互扯皮、推诿责任。对公众关切的问题，不是遮遮掩掩，就是敷衍了事。政府公信力因而一再受损。

事实证明，跨地域污染事件不只单个部门的事情，还牵涉环保、水务、食品安全等多部门。这更需要有上级权威部门牵头，实行资源整合信息共享，建立起从信息公开到联动协调的应急处理机制。

但在以往多起跨地域污染事件中，上级权威部门要么缺位失语，要么责成地方进行调查和处理。而多数地方涉事方的自我“调查”，因自身处于利益纠葛中，其结论往往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语境中。

就这次黄浦江“死猪事件”而言，要画上句号显然为时尚早。目前公众只能从各当事方得到一些挤牙膏式的“碎片化”信息。由于此事件跨省域，影响大，卫生部、环保部等国家权威部门有必要尽早介入，成立第三方事件调查组，以更超脱的权威调查结论发声，同时启动相应问责机制。

在重大公共事件中，公共权威部门应主动作为，并进行高效的联动协作，及时和准确地回应民意关切，这也是政府转变职能的要求。这个转变，就是权力转身，即向服务型、创新型、法治型政府转身。

当前，公共权威部门要切记公权力的来源、属性，不但要习惯公众质疑，更要有承受公众尖锐批评的气量。只有在政府和公民的良性互动中，公共权威部门才不至于“惰政”，其声音才能被公众所接受，公共治理才能最终走向现代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