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存在是面镜子

郝洪

尽管人人喊“打假”，但并不是人人都喜欢“打假英雄”，方舟子被袭后的舆论反应就证明了这一点。当方舟子将他在北京住所附近遭遇两个歹徒泼辣椒水和铁锤袭击的消息通过微博“广播”之后，舆论就明显分成两大阵营，一方呼吁“方舟子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险”，另一方则质疑被袭事件背后是否有自我炒作嫌疑。

方舟子究竟是因“打假”而被报复，还是为了自身利益而自我炒作，相信有关部门会查明真相，给所有关注此事件的公众一个交代。但是，真相的查明恐怕并不能结束一直以来人们对于“打假英雄”方舟子的舆论分歧。

方舟子善于打假。从打假案例的选择，到专业知识的运用，打假10年，他以“对真相要有洁癖”的近乎偏执的追求，触碰了许多个人、团体或是部门的利益。同时，作为“打假个体户”，方舟子的打假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其独来独往的风格、嫉恶如仇的个性，都跟“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如果再由于受其个人价值观、知识面的影响，追问的过程偶有瑕疵，就更容易撩拨起“苛求‘苛求者’”的社会心理，引来旁观者的动机质疑。

而这还不是公众对方舟子10年打假行为最为困扰之处。更大的纠结在于，人们渴望知道真相，但是，当真相总是以这样非正常的渠道被揭露，当事实总是需要经过如此极端的方式被呈现，面对这样的真相，人们不知该是喜还是悲。

一方面，人们为方舟子一次次的打假而欢呼；另一方面，人们却又为每次打假事件的“虎头蛇尾”而沮丧和犹疑。比如学术领域的许多打假，大多数也是不了了之。轰轰烈烈的打假往往以响亮的掌声和喝彩为开端、尴尬和失望的沉默为结尾，打假十年，有多少案例能称得上“真正的胜利”？

方舟子的存在是一面镜子，照见我们这个社会的难堪与窘境——对诚信制度的呼唤为何如此艰难？所谓制度打假，无非是建立起一套社会诚信制度，完善对造假的惩罚机制，让所有造假者付出惨痛的代价。倘若学术造假者被开除，永远被排除在学术圈之外，文凭造假者的职业生涯因此被截断，造假之风还能如此猖獗吗？

让造假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相信从技术层面讲并不是太难的事。关键在于惩罚机制从哪个层面启动，是不是在惩罚机制面前，所有造假者都能一视同仁。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们始终没能跨出实质性的一步。如此这般的举步不前，成就了方舟子的知名度，也常常令他孤独的努力功败垂成。他的境遇折射出的，是我们的社会在成就与德行、功利与价值面前的进退取舍。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追问也正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将来面对历史时，无法摆脱的追问。

关注"三农"发展的"神经末梢"

张毅

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的十大热点。其中，农用生产技术服务投诉量同比上升118.5%，居投诉增幅首位。

这条消息耐人寻味。农技服务成为投诉热点，而且增幅居高，这说明农民科学种田的需求越来越旺，但农业技术服务还比较弱，从服务内容到服务质量，农业科技都供不应求。农业要发展，就必须正视新矛盾、解决新问题。

新矛盾是什么？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速农业现代化，任务非常紧迫。目前，我国科技对农业贡献率约为50%，而欧美国家科技对农业贡献率在70%以上。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今后，农业增产增效，国家粮食安全，不能再靠扩大面积，增加量的积累，只能靠科技创新，实现质的飞跃。

农业现代化，要有三个支撑：政策支撑、基础支撑和科技支撑。近年来，中央面对农业农村发展历史欠账较多的现状，实施反哺“三农”战略，补贴农民，加大投入，加强科技，强农惠农政策不断完善。

比较而言，农业科技进步见效慢，过程长。尤其是农业技术推广和服务，面广量大，而且一段时期内欠账过多，许多地方出现了“线断网破人散”的困局。专家、农民“隔河相望”，两头急。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４0%，而发达国家达80%以上。因此，这个“118.5%”，再次提醒我们，打通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给农民以真正贴心、满意的技术服务，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必须跨越的障碍，也是反哺“三农”必须加强的环节。

关注这个“118.5%”，要不断充实反哺“三农”的政策内容，提升反哺水平。不仅要给农民经济实惠，还要给科技红利；不仅要满足农民务农增收的愿望，还要创造科学种田的平台；不仅要立足当前，加强物质装备，还要着眼长远，构建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关注这个“118.5%”，要不断深化改革，细化措施，夯实发展基础。国家已经启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示范县建设，为新时期健全农技推广体系，增添农业科技的创新动力、发展活力，提供体制机制保障。政策措施还要坚持不懈地推进和完善，不能左右摇摆。

关注这个“118.5%”，还需要树立科学的政绩观。“三农”工作，难点在基层，功夫在基层。农技体系建设，往往是“潜绩”，而不是“显绩”。这要求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在改革发展的大盘子中，在“三农”发展的长远规划中，一定要下决心解决“神经末梢”问题。否则，末梢不灵，手足无措。

根深方能叶茂。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提升，必须把基础性的工作做得更实，让农业发展的根须扎得更深。

发展家庭服务业是件大事

顾兆农

9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主持研究部署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政策措施。分别从规划统筹、市场秩序、服务培训、权益保护、财税扶持等方面，进行谋划、规范和支持。

在人们的印象中，家庭服务不外乎打扫卫生，烧饭买菜，照顾病人、老人和幼儿等，这些婆婆妈妈的“小事”，何以引起国务院的重视？可仔细想来，这样的“小事”哪一件不是涉及千家万户？在这个意义上，再小的事，只要乘以13亿，那就是大事。

一方面，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城市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人口的老龄化和生活的现代化以及家庭在子女教育、个人健康、居室环境、娱乐休闲、社交往来等生活方式方面的变化，人们对家庭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由于从业过程缺乏管理监督、规范化培训机制尚未建立，使家政服务业遭遇了一些瓶颈。

比如，虽然一些地方都有家政公司之类的机构，但多为作坊式的，层次不高，就总体情况看，这个行业的组织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程度还很低，家政服务人员的服务技能，几乎是本能型的，其职业的操守和道德，没有任何约束或制约，基本是凭良心做事。如不大力扶持，这样一种基本处于原始状态的家政业，难以支撑一个有着巨大需求的市场，更难成为一项成熟的产业。

中国城镇化的步伐，劳动力资源的充足程度，都需要城市（镇）提供更多的就业和接纳“新市民”的空间，而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趋迫近，以及中国人居家养老的传统等，将为吸纳“新市民”提供巨大的空间。把这种需求协调好、平衡好，不仅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而且可以极大地推动社会进步，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

按照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00美元时，居民对家庭服务需求激增，家庭服务业进入迅猛上升阶段。在宏观上重视，在细微处入手，家庭服务业这一朝阳产业，必将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给更多人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并不断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促进经济社会的繁荣和谐。

节能减排不能让百姓如此"买单"

毕诗成

中央政府对于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任务目标决心很大，各地也都在不遗余力地想办法，有些想出来的是高招，有些想出来的却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损招——比如河北某县，从9月3日开始对全县98条线路分3批实施“有序”限电，每批限电时间为22小时，从当日21点到次日19点。县政府办公室在限电通知里称，这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用电量控制指标；群众则非常不满，难道节能减排竟是这么个搞法？

很显然，这是因噎废食的拍脑门决策，打着“节能减排”等冠冕堂皇的幌子，却是在折腾老百姓的小日子：做网络生意的做不成了，办企业的不能按时交工了，开养鸡场的没法照明陷入混乱了，老百姓只能靠购买发电机、储水桶过生活……如果一定要说如此限电能节省一些用电量、为节能减排做点小贡献的话，那么在另一面，则是在制造公共生活的混乱。我们实在想不通：这样的措施是怎么出台的？当地县委、县政府办公地点也是这么限电的吗，还是吃了“专线供电”的小灶？

某种程度上讲，当下污染严重、减排任务紧迫，正是由于很多决策者平时盲目追求地方GDP、不惜透支能源环境资源，没能做到科学发展造成的。现在倒好，监管者的失职却让老百姓来“买单”，这不是纠错，而是错上加错。节能减排是个系统工程，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的任务固然重要，但要建立在真正树立发展低碳经济理念的基础上，查找出影响节能减排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从而制定政策抓好落实；光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抠数字”，实在是无能力却要滥作为的表现。

节能减排的目的是让民众有更幸福的生活，如果以社会、生活的停滞为代价，不仅是极端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更是对社会、对百姓极端的不负责任。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似乎不止一家，有报道说，还有其他县也在这么搞——由此看来，简单的指标化管理与数字化任务分解，很可能催生出一些影响很坏的扰民式对策。追求“立竿见影”的短期行政手段，正在异化为对社会生活的“折腾”，对此不可不防。

同样需要防范的，还有对真正产生污染且属于落后产能的企业的迁就。近期媒体多有报道，有些地区为了维护GDP的持续增长，对淘汰落后产能阳奉阴违，变相保护。有的地方甚至把几年前就已经关停的炼钢高炉也列入今年的淘汰名单充数，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工信部上个月公布的18个行业、2087家企业的关停公告，就被媒体发现有些企业已经不存在，有些企业早已停产。

节能减排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要顺利完成“十一五”定下的指标，除了中央决心与全面布局，更需要解决地方干部的发展理念问题，解决考核与监督的路径困境。如果地方干部满脑子是怎么“不择手段”地应付指标，如果落后产能企业在地方干部眼里还是“香饽饽”，那么节能减排就很可能沦为一场猫鼠游戏，折腾老百姓，背离中央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