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资本市场的再度活跃和加大投资，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东南亚地区完全有条件摆脱目前的困境;危机本身并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能否正确认识危机;这关系到能否制定正确的战略，使经济增长持续，从而避免危机的重现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们的认识分为几个阶段。起初，焦点集中在国际炒家身上，由于他们利用规则的漏洞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对规则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重视，泰国、新加坡等“无为而治”的金融监管方式受到质疑。后来，人们又将注意力转移到金融业本身，从资本结构入手，揭示了资本过度流动、负债比例过高以及银行呆坏帐等问题，对过度信贷导致的泡沫经济进行反思。此后，对各国各行业甚至各大跨国企业受危机影响程度的一番调查研究，尤其美国经济的一枝独秀，又引发了一个对高科技的认识问题，加上知识经济的新概念，一时间高科技之声此起彼伏。

毫无疑问，人们对危机的认识是由表及里不断深入的。在此基础上，笔者想从以下两方面再谈一些认识：

一、金融危机的背后其实是经济出现了危机

金融与一国经济的关系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它是所有泡沫的源泉，又是泡沫破灭的祸端。尽管如此，将东南亚经济目前的困境都归咎于金融问题，未免有失偏颇。这次金融危机中，真正受到重创的只有泰铢，然而危机过后整个地区经济一直低迷，除了财政政策的推动外，投资和消费均无热点。事实上，从1992 年开始，英镑、日元和墨西哥比索先后受到国际炒家袭击，并引发了墨西哥金融危机。相比之下，墨西哥金融危机在外来资金帮助下很快化解，而东南亚经济却未能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而明显好转。从历史上看，金融危机也常常不是简单发生的，多次经济危机的导火线都是股市的崩溃，而当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股市的泡沫，而在于自由竞争造成的供大于求的过剩经济。

然而，用“经济危机”来形容现时的东南亚经济状况又似乎言过其实，因为这个词往往令人产生很深层度上的联想。事实上，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我们对这个词也应有新的认识。

首先，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已经发生变化。面对自由竞争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西方国家的经济战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一是市场战略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成为西方国家市场战略的目标，为缓解国内市场饱和问题，当今发达国家的产品有一半是销往国外的。其二是加快了产业和技术的创新步伐，以自觉的更新打破了经济发展的周期。其三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其四是银行战略的变化。这些战略变化，加上二战后各国经济实力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必然会对经济周期引发的经济危机有所缓解，尤其会改变过去那种激烈的爆发方式，而以经济停滞为主要表现，即如果一国或地区经济长期停滞，则有可能就是经济出现了危机。

其次，要用创新理论和经济全球化来重新认识经济危机。“创新”并非一个新概念。早在三十年代，经济学家就开始研究世界经济的周期现象，到六、七十年代，创新理论在西方已被广泛接受。根据这一理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的创新，分为四个阶段，先驱者冒险成功的首创阶段、投资者涌入的蜂拥阶段：新旧组合并存的共存阶段和新组合取代旧组合又未出现更新组合的停滞阶段。如果创新能够连续，则经济保持发展，反之，周期性就明显存在，表现为经济的停滞与发展。

经济全球化也使创新具有国际性。东南亚各国60年代以来的发展，无不例外均得益于低成本运用了发达国家的创新成果，技术转让和来料加工对经济的高增长和财富的积累起了决定性作用。高额利润也吸引了巨额资本输入，又进一步发展了资本市场，形成了区内多个金融中心。资产迅速升值，劳动力成本大大增加，出现一片繁荣。然而，当创新成果的先导优势缩小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也开始下降，再加上市场的日益饱和，经济增长就会明显放慢，这种情况在经济发达的日本早出现。当泡沫在金融危机中破灭后，这种状况就迅速波及整个地区，也可以说金融危机使经济停滞在这些国家提前发生了。事实上，东南亚国家正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在信息时代的新一轮创新中，各国在产业技术上已没有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竞争的实力，开放的市场更使自我发展的机会减少，战略调整的佳时机错过;另一方面，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初级产品的出口方面，不仅受到市场需求或自然资源本身的限制，又因为成本太高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不具优势。

二、复杂原因背后的关键是战略上的问题

金融危机引来人们对地区经济的彻底反思，各种观点层出不穷。比如，日、韩等国的政府过度干预导致政企不分，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泰国的国家机器失灵，也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再比如，泡沫经济被视为危机的根源。同时，又有分析认为，美国现时经济的泡沫同样严重，尤以股市为甚，不仅大量退休金投入股市，连政府收入也计划投入，对高科技股的追逐更是疯狂。因此，有观点认为，美国已经到了危机的前夜。此外，腐败、外债乃至文化方面的问题，都被一一揭示。

但又引出了新的课题，即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笔者认为，不能将经济和制度上的所有问题都视为危机的原因。危机从根本上说其实是增长的危机，没有增长，所有问题都暴露出来，有了增长，就有了解决问题的基础。比如美国，80年代通过加强监管和债务重组，成功解决了当时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下降问题，而同样的方法在日本并不奏效，并引来严重的惜贷现象，原因就在于美国通过经济调整和科技创新保持了经济增长，而日本却陷入了停滞。因而说，导致东南亚经济这种增长停滞的关键，是战略上的问题。

(一)注重财富积累，忽视竞争力提高

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曾说过：“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不知要重要多少倍。”而这正是东南亚一些国家的问题所在。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由农业经济向工业化转变中，靠短缺经济和大量投资取得的，财富的聚集，从一开始就不是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巨额财富取得后，忽视竞争力的提高也成为必然，何况区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好的地区积累的财富又涌向落后地区，重复过去的发展，以获得更多的财富。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有着显著弊端：

其一是忽视技术进步，不愿承担创新风险。即使亚洲技术先进的日本，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一个明显区别就是基础研究投入少，而且在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远远多于在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的投资，其中房地产还占有相当比例。

其二是错过经济调整时机。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将取代资本投入而起到关键作用。美国之所以能保持经济发展的佳状态，一方面取决于其在科技先导地位，另一方面得益于其多次兼并浪潮下实现的产业结构调整。麦卡锡公司的调查显示，世界著名大企业兼并10年后仅1/4赚回所花费用，但其战略意义远大于此，可以说每次兼并都有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反观东南亚各国，除日、韩通过兼并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外，其他各国多半没有通过兼并战略进行经济的结构调整。

其三是增加了竞争成本。财富流向过于集中，导致房地产和股市的价格暴涨，劳动力价格也随之升高，使得经营成本大大提高。

其四是扭曲了金融市场。巨额财富投入金融市场，必然导致证券市场充满投机，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索罗斯判断一个金融体系是否有机可乘的标准之一，就是信贷抵押品价格与价值的背离程度，这使东南亚金融市场很快成为攻击目标，并终受到灾难性打击。

(二)“冒进战略”使工业化落后甚至倒退

“冒进战略”指越过工业化进程而直接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经济战略。随着服务贸易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东南亚一些国家都以发展金融服务业作为现代化的目标，高楼、股市和高消费成为现代化的标志，造就了大批一般商务人才。这种战略有其积极作用，但其消极作用也很明显。

首先，它的消极方面在于使工业化落后甚至倒退。以香港为例，在成为金融中心的同时，制造业大举向广东转移。与现代化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相反，生产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小型企业使很多人成为百万富翁，产业创造的财富与产业竞争力不成正比。70年代台湾要向香港购买电子产品零部件，而90年代情形正好相反。当金融危机使制造业创造的财富一夜之间随楼价股价暴跌而骤减后，香港已开始反省其工业的倒退。事实上，不管是后工业化还是知识经济，都是在工业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工业化发展造成的社会分工与协作、产品更新与交换、企业组织结构发展、经营方式变化以及技术创新动力等，所谓“后工业化社会”或“知识经济社会”只能是空中楼阁。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信息服务业在GDP中比重虽然越来越大，但工业和制造业的绝对产值并未下降，技术创新和竞争优势更是不断升级，而金融与工业的关系一直是相互推动相互受益，正如“创业基金”推动高科技发展、杠杆借贷推动兼并浪潮。

此外，它的隐患在于其追求的传统意义上的所谓“金融贸易中心”，在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正面临着新的冲击。一方面，资本全球化和资本的迅速流动，大大增加了金融监管的压力和金融市场的风险;另一方面，信息产业的高度发展对传统金融贸易中心的功能也提出了挑战。已经有人对上海金融贸易中心战略下的产业优势衰退提出质疑。另据美国《商业周刊》的新报道称，1998年美国约14%的股票交易是网上交易，比1997年增加了50%。这被称为是给华尔街带来的坏消息。相信这只是挑战的开始。

(三)“拿来主义”跟不上创新的步伐

创新在世界领域通常有两个层次，一是发达国家的创新，二是后进国家的模仿。模仿在东南亚各国近二、三十年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而领头羊日本更是将其发挥到极至。可以说，在经济、技术、教育乃至文化方面，东南亚各国的“拿来”之风盛行。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东南亚各国与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既然如此，为何这种模仿没能顺利地使东南亚各国跟上新一轮创新的步伐呢?显然对“拿来主义”也要进行反思。

首先，不是什么都可以拿到的。早在80年代，美国人所著《日本的阴谋》一书曾轰动一时。该书反映了日本政企合谋，以仿造、剽窃、贿赂等手段获取美国技术，再以倾销、违约和限制进口等手段占领美国市场，从而一举击败美国的电视、半导体行业。由此也引起美国人的震惊和愤怒，加强了美国人严格控制本国技术外流、粉碎日本成为世界知识密集型产业头号大国梦想的决心。此后通过在技术开发与转让、反倾销和涉外投资等方面多年的努力，美国不仅成为当今世界技术创新的领头羊，也把日本在以计算机为标志的信息时代的发展中远远抛在后面。

其次，“拿来”与创新常常貌合神离。比如，创新越来越依靠市场的力量，也越来越重视无形创新。像明码标价、信用消费就属市场创新，而经济组织变革、经营方式变化、环保意识树立、金融工具发展、市场法制健全等，更是对一轮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有时甚至超过了技术本身。

这些无形创新常被忽视。又比如，金融机构和工具的不断创新，可以“拿来”繁荣自己的金融市场，但是否对经济组织、产业结构和科技创新发挥作用却不一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佛利民的自由经济理论在西方的过时显然未被重视，结果仍被东南亚一些国家全盘“拿来”。所以，“拿来”并不能取代创新。尽管对先进国家的模仿可以使后进国家的跨越不少环节而受益，但离开创新的“拿来”是同样要走弯路的。尤其在市场全球化的今天，只会“拿来”没有创新能力的一国经济必将受制于人，并将在创新发展中长期落后。

笔者以为，依靠资本市场的再度活跃和加大投资，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东南亚地区完全有条件摆脱目前的困境。因此，危机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不能正确认识危机。因为这关系到能否制定正确的战略，使经济增长持续，从而避免危机的重现。这也是分析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有意义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