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公众的“税感焦虑”

周人杰

9月1日，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正式实施。最受瞩目的，是将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由每月2000元提高到3500元。而对于众议纷纭的“房产加名税”，财政部、国税总局日前表示，房屋、土地权属由夫妻一方所有变为双方所有，免征契税。

从个税法修改，到房产加名税的免征，体现出对群众利益的真诚关心、对群众愿望的真实反映，折射出政府对民意的尊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月饼税”尤其触目，引发热议。

其实，公众俗称的“月饼税”，起自国税总局于2009年开始推行的补贴征税。应该说，征收此类“福利税”，确实有法可依，也有利于规范一些大型垄断企业的补贴超标和隐性福利，是税收在收入分配调节中杠杆作用的体现。单以税金来看，对个人收入影响确实不算大。

但在人们看来，这并非多交几块钱的“小”事。一方面，中秋发月饼，关涉文化传统与情义，很多人认为应是免税的“小意思”，税务部门的锱铢必较与公众的认识有较大差距；另一方面，通胀压力下的工薪族，对税负的敏感度在增加。

“月饼税”引起争议，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公众的“税感焦虑”。近期“房产加名税”、“饭补税”等屡成热点，之前关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热议、关于苹果牌平板电脑入境关税的争论，反映出公民“纳税人意识”的增强，也体现了公众在税收问题上对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强烈渴望。

相关部门理应重视这样的焦虑。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有得到公众理解，才能交得明白、收得顺利、用得清楚。何况，上述税种的征收边界、制衡设计，外界并不清楚。事实上，税种关涉公共利益，其制定或修改，民意、民愿理应作为重要参考。在个税法的修订中，这种共识就已经形成——只有权力尊重权利，才有权利呼应权力。而这，也才是税收最终的法理基础。

税收制度也需要植根于现实文化和社会心态的土壤。要认识到，税收不仅是“给政府赚钱”的问题，更应该考虑：如何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税收的全过程，让税收制度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可和接受？如何发挥税收在收入分配调节中的杠杆作用，使之成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手段？

“房产加名税”免征，既考虑了税理，也考虑了人情；而对于“月饼税”，已有上海等地开始采取人性化操作，对于不申报的单位不予深究。看来，即使是在现有的“法”与“情”的空间中，仍然可以找到尊重民意的平衡点，让中秋节的人情味儿浓起来，让人心获得温暖。

危机公关帮不了康菲

姜泓冰

倘若没有起码的社会诚信和对环境负责任的态度，所谓“危机公关”非但帮不了康菲，反而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

在一次次的怠慢拖延，以及一起起的“瞒和骗”后，康菲公司在渤海湾蓬莱19—3油田的生产作业终于被国家海洋局叫停。该公司次日即发表声明，表示正制定执行方案，将按“相应步骤”停止作业。

从此前的虚与委蛇、甚至不惜谎称完成“两个彻底”，到此次迅速回应，康菲公司的拖延症似乎有了很大改观。不仅如此，对此前央视的报道，康菲公司更条件反射似地提出质疑，并要求更正错误。根据这则报道，一名康菲员工公然称“我们就是骗你的、骗你的”，而引起舆论哗然。康菲公司声明，该员工没有发表这样的“负面言论”，电话与其声音不符。

百事缠身，还能对“失实”新闻做出如此迅速的强硬反应，说明康菲公司并不是没有执行力的。只是其对公司形象的高度敏感和竭力捍卫，与对中国海洋环境污染的漫不经心形成了鲜明对比。

借助现代侦测分析技术，要鉴定出那句由无线对讲机传出的“我们就是骗你的”声音是否属于康菲员工，绝非难题。只不过在公众看来，身陷巨大麻烦的康菲对这种细节的“较真”程度，大有超过已持续3个月、污染损失不断加大的渤海溢油事件之势。两相对照，怎么看都让人感觉异样。

自渤海漏油事件发生以来，面对海洋油花漂溢，康菲迟迟不予主动公开，一旦成为舆论焦点，便很快在7月初谎称“原油渗漏点已得到有效控制，油膜回收工作也已基本完成”；面对国家海洋局的清理期限，在期限最后一天谎称完成“彻底排查溢油风险点、彻底封堵溢油源”工作；在谎言被揭穿后，又表示是“天气原因拖延”……作为一家知名跨国企业，康菲公司这一番应对表现，可谓深得“危机公关”的个中三昧——事发之初能拖就拖，尽量封堵消息；无可抵赖则及时回应，在抢占舆论落点方面不缺席；貌似真诚、虚与敷衍，对真相“无可奉告”……然而，事实证明，倘若没有起码的社会诚信和对环境负责任的态度，这样的“危机公关”非但帮不了康菲，反而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

根据国家海洋局调查结果，此次渤海溢油事件是由一系列违规作业、低级人为错误造成的责任事故。可以预见，面对不断蔓延的海洋污染，以及众多渔民的沉重损失，肇事方承担相应责任既是正义的呼唤，也是法律的要求。不管你多么财大气粗，掌握了多少公关技巧，都不能逃避本该承担的责任。惟有真正将社会责任、将对公众与环境的诚信与敬畏奉为信条，才是免除这场危机的不二法门。

明清园林终究不是私产

张铁

不考虑公益职能、公共属性，把自己等同于以逐利为唯一目的的市场主体，是一种迷失

初识北京者，往往会惊讶于俯拾即是的文物资源。胡同深处，住户往来的四合院，垂花檐柱可循迹显赫的背景；寻常巷陌，车马喧腾的市场，精美砖雕可辨读历史的风烟。然而，近日有媒体报道，北京部分园林古建保存状况堪忧，一些甚至遭蚕食成为饭馆。

的确，近代以来风云变迁，古都的老宅子、旧园林，权属关系复杂。或属国有，或归私人；或被单位占用，或成住宅杂院，不一而足。然而，对于不可移动文物，无论情况如何，按照文物保护法规定，一个基本原则是“不改变文物原状”。

市场化浪潮之下，一些人不能以保护之心对待文物，反而将之过度“资源化”。对少数管理部门而言，文物成为他们随意用来牟取私人利益、部门利益的“私产”；一些幸运的私人所有者，更是在利益驱动下，寻找管理漏洞，汲汲于文物的“变现”。这一过程中，不破坏已属幸运，更遑论保护了。

如刘老根会所租用的晋翼会馆，搭罩棚、修山墙甚至挖泳池，是否还亭台依旧？那桐故居虽未列为文保单位，但这座“有山可观水可听”的院落变身饭馆，烟熏火燎之中，也难免雕梁画栋失色。不少性质明确的老牌文保单位，同样陷入争议中。故宫的建福宫办会所，激起极大波澜；承德的避暑山庄，会所也现身其中。

近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新规，禁止国有文保单位经营性活动背离其公共文化属性。实际上，即便并非国有文物，也传承着历史记忆、携载有文化基因，同样有“公共属性”。所以文物保护法才规定，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改变用途需要报备。而那些国有的文物，更是典型的公共资源，理应为人们所共赏、共享、共保。

不仅仅是园林古建，还有一些如公共体育馆、公园之类的公共设施、公共资源，也穿上“私”的外衣，大打营利旗号。收取适当费用，用以管理、维护或提供更好的服务，原本未为不可。但如果不考虑公益职能、公共属性，把自己等同于以逐利为唯一目的的市场主体，同样是一种迷失。

文物保护法规定，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所有人负责修缮、保养。对于有历史价值的文化遗存，不管是作为文物严格保护，还是作为公共资源妥善开发，引入社会力量都是值得探索的方向。即使是吸引社会投资搞“商业开发”的模式，也并非就与文物保护宗旨相悖。然而，“藏宝于民”甚至“藏宝于商”，更需加强管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物，谁来管、如何管，我们仍未能很好地回答。如果不能明确属性、厘清权责，如果缺少完善的决策机制、监督机制、追责机制，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平台引入社会力量，那些紧锁于馆中、深埋于地下甚至隐迹于闹市的历史文物，可能就只能定格于模糊的老照片了。

故时池馆，旧日楼榭，都诉说着林徽因笔下“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如若让鸟鸣蝉唱、影壁飞檐，终湮没于霓虹的闪耀、汽笛的喧嚣，我们将再听不到时代变迁的歌唱，只能在惭愧中默对后来者的指责与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