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国家审计署报告显示，全国有3465个乡镇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全国乡镇政府负偿还责任、担保责任或救助责任的债务分别达3070.12亿元、116.02亿元和461.15亿元。
据报道，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的乡镇政府负债严重，不仅“老债空悬”矛盾日积月累，“融资平台下乡”催生的新增债务风险也日渐凸显。在一些情况严峻的乡镇，“打折收购”乡镇政府欠条成为一门“生意”，甚至欠条还能折价买东西，成了地方“流通货币”。乡镇债务问题引来广泛关注。
乡镇债台高筑，有现实原因，也有制度原因。现实中，很多债务是陈陈相因导致积重难返，而乡镇造血能力有限，一任一任领导或是击鼓传花，或是伸手要钱，更多的则是以债还债继续借债发展。而乡镇一级又往往缺乏严格的预算制度，乡镇投资经常是一把手说了算。于是，程序的正当熬不过资金饥渴的焦虑，发展的自觉拧不过填债冲动的“大腿”，借债成为一些地方“没有办法的办法”。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这一思路正是从城乡一体化着眼。实现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不仅能够吸引城市资本要素“上山下乡”，为乡镇产业注入新鲜血液，避免用土地换资金的“债务怪圈”继续存在，更能在乡镇一级引入市场竞争，倒逼乡镇政府建立起完善的预算管理体制。
一方面，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力度，增加地方政府财力，提高化解债务包袱的能力。同时，对乡镇政府形成的债务进行分类，根据情况实行中央、省、县三级化解方案。
另一方面，将乡镇投资项目和规划纳入政府预算总盘子，防止乡镇政府再盲目增加投资建设项目;杜绝一切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新产业项目上马;推行城镇化建设要因地制宜，一切从乡镇经济能力出发，不能提过高的城镇化建设要求和奋斗目标，防止新的债务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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