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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在哲学史上的作用好比一个蓄水池的作用，在此之前的一切哲学流派皆流向康德，而在此之后的哲学流派又都由康德这个蓄水池流出。因此，康德的哲学企图调和各种矛盾的哲学倾向，康德企图调和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唯名论和唯实论以及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的矛盾，结果就是康德的哲学是一个混合的体系。后世的哲学家们往往都能够在康德这里找到他们哲学中需要的东西，发现他们的哲学在康德哲学中保留的痕迹，然而又都发觉康德和他们的哲学又有明显的矛盾，因而对康德的哲学加以改造，所以说康德哲学招到了后来的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的批判。其中黑格尔和叔本华对康德的批判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的方向，对后来的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黑格尔通过发展康德成为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标志着传统的行而上学的完成，创造了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哲学；而叔本华在时间上几乎与黑格尔是同时代的人，却在其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默默无闻。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的哲学是属于未来的，时间是它的盟友，它的生命是不可抑制的，正是他的哲学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一个转折，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出场揭开了序幕。

康德哲学有两个区别他之前的哲学的突出特点，一个是对理性认识中的主体自身的能动性的发挥，和对主体自身的反思的考察，这是康德的批判用的方法；一个是由这种考察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对理性的范围的划界，和对理性能力和权利的限制，从而保留了物自体，以捍卫人的自由、尊严。黑格尔和叔本华可以看作是分别继承了和发展了康德的哲学中的一个方面，批判了另一个方面，正是这两种对待康德哲学的不同的继承的态度决定了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分野，并对后来的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叔本华对康德哲学所进行的批判历来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一、康德的哲学革命

现象和本质、主体和客体、物和心、思和在之间的关系从来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尤其是近代以来，从笛卡儿开始，认识论问题日益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洛克就认为，为人的感官所把握的感觉（颜色、声音、气味、味道）并不是外部事物自身的属性，而仅仅是主体受刺激之后在主体自身中产生的东西，因此，他区分了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认为只有形状、广延等第一性的质是事物自在的属性，而第二性的质并不在事物之中。他的区分让人们注意到，主客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沟通，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也并不是直接的复现客体，居间的还有主体的认识的能力存在，因此，事物就可能不是按它们本来的面目被认识。而休谟哲学对人类的知性进行考察则得出了对传统的行而上学可以说是毁灭性的结论。因为我们所有的认识都来自直接经验，也就是来自感觉印象，而印象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们来自我们之外的什么东西还是就只是我们自身心灵产生的，甚至还可能根本就不来自它们两者。而我们的知识都来自感觉印象，因此，我们之外的任何实体甚至我们的自我都是不可知的，而对于行而上的本体、上帝等我们更没有关于它们的知识，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与这些观念相对的感觉印象。而随之失去基础的还有因果律，因为原因和结果间的必然连接既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也不是可以通过逻辑证明的，是属于实际的事情，而其他的情况也是可以想像的，也就是说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因而，他认为因果律只具有心理意义上的普遍性，并不具有逻辑上的普遍性，是长期观察同样的情况而产生的“心理联想”。康德同意休谟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考察和他的逻辑上彻底一致的论证，但是否定了休谟的结论。康德认为以往的行而上学家在进行他们的体系构建之前都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行而上学是否可能，或者说我们有没有能力去把握和认识行而上的本体，如果我们和对象间有居间的认识能力存在，那么我们没有对认识能力进行考察就认为我们有了对于对象自身的认识就只能是独断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先于认识而具有对于对象的某种认识，只有先认识然后才可能具有对对象的某种认识，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就是行而上学家们没有加以注意的盲点，而这个恰恰是成为行而上学基础的问题。以往的行而上学家的错误就在于，他们都预先设定了对象，认为这种他们所设定的对象为自在的存在，并且是有某种固有的属性的，并由此出发构建了他们的行而上学，而不考虑这在认识之先的认识是如何可能的。而康德与他们不同就在于，康德并没有预先设定某种“自在之物”，而是在认识之先对认识能力进行考察，对主体的认识方式（与对象关涉的方式）进行认识和考察，对象并没有预先设定，也不是考察对象自身。伴随这这种考察的始终有一种主体的认识的形式在起作用，康德认为，休谟等经验主义者只所以得出了普遍、必然的知识不可能的结论，就在于他们完全看不到主体自身的能动性，他们所认为的理性只是一种消极的连接表象的能力（在休谟看来是根据习惯），看不到正是它赋予了现象世界以普遍、必然性，而贯穿康德哲学的正是这种理性批判自身，对自身的理性能力进行反思的方法，通过这种对认识能力的考察，康德认为“知性的规则必须是我还在对象被给予我之前因而先天地就在我心中作为前提的了，这个规则被表达在先天的概念中，所以一切经验对象都必须依照这些概念且必须与它们一致。”(16)“我们关于物先天地认识到的只是我们自己放进去它里面去的东西。”(16)从而康德从主体的认识条件方面保证了经验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结果是康德把时空看做直观的主体形式，从而续洛克之后又把第一级的质（时间、空间）从物自体上剥落了，从而一举完成了现象和物自体（本体）的划分，正是这一划分使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也使科学和道德获得了各自的领地而不相互干涉，由于现象从属于物自体，必然的物理世界就从属于自由的道德世界，也就使人自身的意志自由和道德获得了对于理性认识的优先性。

二、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和继承

黑格尔首先肯定了康德对主体能动的认识能力的发挥，但是他否定了康德的不可知论的消极结论。他通过取消康德的划界，以及物自体作为认识的限制，进一步发挥了主体的能动的综合统一性，来恢复了在康德那里被否定了的行而上学，肯定了我们有对无限者、无条件者的认识。其方法是通过更彻底的主体反思自身来实现，黑格尔认为，主体是客体，是精神，是自然，也就是说客观事物是自在的概念，思维和存在自在的就是同一的，之所以理性能够把握存在，因为它们自在的就是一会事，或者说是同一的。“自我是一个原始的同一,自己与自己为一,自己在自己之内”当我说‘我’.时,我便与我自己发生抽象的联系“凡是与自我的统一性发生关系的事物,都必受自我的感化,或转化成自我之一体”(122)这种自我的同一性超越了康德的“纯粹统觉”所具有的主观性的限制,而达到了客观性,即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那使感觉的杂多性因而得到绝对统一的力量,并不是自我意识的主观活动“我们可以说,这个同一性即是绝对,即真理自身。”(122)黑格尔与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不同，黑格尔认为，理性（精神）可以不需要外部的刺激，即可以由自身产生出世界，因而理性是世界的根据和原因。不是理性能够或者可以从自身中产生出世界，而是理性必须从自身中产生出世界，因为作为条件的被物自体刺激而产生的感官杂多本身就是自在的概念，因为它们就作为特殊性而言本身就是一个“类”，或“种”，因而也是概念，仅就抽象的有限的理智看来它们是和普遍相分离的，是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的，但其实思辨的理性是完全可以自足和绝对内在的，即普遍是包含特殊于自身中的普遍，并不需要它之外的什么东西来发动。据此他认为康德哲学的实质是有限的理智的哲学，因为康德认为感性和知性是显然不能分离的，作为现象的世界是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康德哲学认为我们是由自身中创造出对象，而黑格尔认为对象就是主体自身，除此以外没有对象自身（物自体），而关于某物的思或者说概念和某物是一回事，抽去了我们在认识中把握的关于对象的共相，如：颜色、形状、硬度等就没有什么可以留下来，也可以说就是完全抽去了这个东西。正因为主体就是客体，因而，在康德那里的我们和对象之间的关系在黑格尔那里成了作为对象之本质的概念之间的关系；认识主体能动的设定和构建对象的活动就变成了概念通过能动的设定对方的方式展现自身的活动，构建的对象也由仅仅是相对物自体而言的现象变成了既是先验的在世界和时间开始之先存在的逻辑的范式，而同时也是在时空中现实发生的整个世界进程（因为思维和存在是一回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理性的本性就是自由，所以理性的发展也就是自由体现出来的过程，即通过克服消解对立和矛盾，意识到那限制着主体的无非就是主体自身的异化的过程，在康德那里只是在主体内部被调和了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矛盾，在黑格尔的哲学里面被彻底的调和和克服了，出现了主客同一的公式。可以说黑格尔是将康德作为主体认识条件的先验范畴实在化、本体化，通过进一步发挥了主体的能动性来克服康德留下的主客间的对立和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的界限的结果，走了一条认识论本体化的道路，从而恢复了古希腊的理性观。黑格尔说，“康德哲学的主要作用在于曾经唤醒了理性的意识,或思想的绝对内在性,但它绝对拒绝接受或容许任何具有外在性的东西,这却有重大的意义，自此以后,理性独立的原则,理性的绝对自主性,便成为哲学上的普遍原则,也成为当时共信的见解”(150)。可见贯穿他和康德的思路和线索是康德所使用的方法，即对理性自身的批判和认识，或者说理性的自主和绝对内在性。

三、叔本华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和继承

对于康德，叔本华虽然奉之为“人类的伟大导师”，认为“除了歌德，只有他才是德意志民族的真正骄傲”，并认为康德为理解他的哲学的一个前提，也是自己哲学体系的重要来源之一，为了说明与康德的这种关系,他专门写了一篇近九万字的长文《康德哲学批判》,并把它作为其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附录和理论前提。但是敬意代替不了思考，作为追求真理的哲学家，叔本华还是在对康德在继承的同时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与黑格尔的态度截然相反，他对康德的的划界是非常肯定的，他本人曾对此说道:“我认为在事实上(康德哲学)很可以比作对盲人割治翳障的外科手术如果我再继续用比喻，那么,我的目的就是要把一副黑色眼镜送到那些割治手术获得成功的病人手里。”(5)可见叔本华哲学是直接在对康德的继承和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康德认为，我们的理性认识只能及于现象，而不能对自在之物的知识，因而不可能有超越经验的行而上学，不可能有关于非现象世界（意志自由、灵魂、世界整体、上帝）的真正的知识。但是自在之物必须存在，正是它刺激我们的感官才能产生感官材料，为感觉提供来源，使我们的世界获得超出仅仅作为被认识的表象的意义和真实。叔本华对康德的这一划分推崇备至，他说，“对于整个世界的梦境般的这种本性有如此明确的认识和冷静的、思虑周详的论述，这是康德全部哲学的基础，是康德哲学的灵魂和最大的贡献。”而以往的西方哲学家都没有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真理。但是在康德之后的哲学家们（谢林、黑格尔），他们又捡起了现象和自在之物、主体和客体绝对的统一的破烂货，他讥讽道：缪误可真像河里的水，船过时分开，船过后又合拢了。叔本华的对康德这一贡献的肯定是独具慧眼的，康德的划界的意义和影响一直延续到了现代。海德格尔认为，真理就根本没有认识和对象之间相符合那样一种结构。维特根斯坦也认为，人们以为自己是在一次又一次地追踪着事物的本性，可是他们知识沿着我们借以观察事物的本性的形式而行走。这些都不能不说他们都或多或少，直接间接的受叔本华的影响，再次强调了叔本华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明确提出的东西。

他对康德的批判首先体现在对康德的认识论的批判，叔本华认为康德认识论的最大错误之一是将直观与思维混淆起来,这也正是造成其理论自相矛盾的根源。他认为“单就直观本身看,他(康德)以为直观是没有悟性的,完全是感性的,所以完全是被动的;而只是由于思维(悟性的范畴)才得把握一个对象,这样他就把思维带入了直观。然后他却又说思维的对象是一个个别的,实在的客体,由此思维[又]损失了它那种普遍性和抽象性的基本特征,所获得的已不是一般概念而是以个别事物为客体。由此他又把直观带入了思维。”(598)这所指的是康德的感性直观与知性的范畴相互作用构建出经验对象的理论。叔本华认为,按照这种理论,由经验对象所组成的外在世界就成了既是直观又是思维的东西。而且这样以来动物要么就具有思维（理性）,要么就连外在世界的表象都没有了，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也是和经验中的观察不一致的。康德的这种理论虽含有人的悟性（知性）向自然立法的伟大思想,这本是要解决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但如上所说,它自身却蕴含着内在的矛盾。

为了克服康德的这种矛盾,叔本华认为仅仅是直观就足以构成经验对象了,不过,这种直观不是康德那种被动的感性直观。他虽然继承了康德的时间、空间是先天感性形式的理论,但认为仅仅靠感性形式并不足以形成直观,必须要有悟性(知性)的参与才行。他认为悟性只有因果关系这唯一的先天形式,正是在因果关系这一先天形式的作用下,悟性“把已知的(在内感官时间中的)肉体感觉设想为一个结果,这样的结果必然地包含了一个原因,它同时唤起同样现成地存在于它的理智(即大脑)中的外感觉形式空间的协助,以便把这个原因转到体之外。正是由于这样,外部世界才首次产生了”（55）。可见叔本华对康德的悟性(知性)学说进行了大力改造,把它们简化为因果关系这一先天形式,更重要的是他取消了悟性的抽象思维的功能，而把它交还给了理性。叔本华把理性看作是构成概念的功能,其先天的形式是形式逻辑的原则和规则。它只能从直观中获得内容来形成抽象概念,进行抽象思维。这样被康德所混合在一起的直观和思维就被严格地区分开了,直观获得了本源性的地位,通过直观我们的经验对象被构建出来，而理性只是在经验之后通过抽象概念对直观进行近似的再现和思考,远没有以往哲学中的那么重要的地位。

叔本华把理性仅仅看成工具的工具主义理性观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已成为现代西方哲学中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普遍共识。科学主义认为,既然理性只是整理经验直观的工具,那么传统形而上学所讨论的问题就都是些无意义的问题,应该整个丢掉。人本主义也接受了工具主义的理性观，但他们极力反对科学主义抛弃形而上学问题的做法,认为既然理性抽象思维只是整理经验的工具,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那么就要寻求其他更高的方法来重筑形而上学,赋予人生以价值和意义，而这正是叔本华想要告诉我们的。

叔本华对康德的自在之物不可知论也进行了批判，叔本华与黑格尔一样从作为康德哲学终点的自在之物出发,追踪到康德产生自在之物的根源即主体。但与黑格尔将主客绝对同一来解决问题不同的是,他认为自在之物的不可知只是由于康德的认识方式造成的。因为自在之物不是理性认识的对象,所以从对象来把握自在之物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自在之物不是对象,说明自在之物是主体,叔本华由此把自在之物归结为主体。“从外部来找事物的本质是决无办法的，无论人们如何探求，所得到的除了作为比喻的形象和空洞的名称之外，再没有什么了。”[3[(150)“如果说物体世界除了只是我们的表象以外，还应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必须说，它除了是表象而外，也就是在它自在的本身，在它最内在的本质上，又是我们在自己身上直接发现为意志的东西。”[3[(158)虽然叔本华和黑格尔都认为自在之物就是主体，但是却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黑格尔是以主客的绝对同一，将认识对象自身完全归结为主体自身，而将自在之物等同与主体的；而在叔本华看来主体根本就不能成为认识的对象，主客的分立只具有认识的条件的地位，主体和客体也决没有本体的地位，根本就不能将主客等同起来，或由它们中的一方出发去同一对立的另一方。叔本华认为，主体自身成为客体是所能想到的最显著的矛盾:因为主体与客体只能被思想为一个与另一个相关，这一关系是它们的标志,当拿走主体概念时,客体就是空的;如果主体变成了一个客体,它就作为客体预定了另一个主体，这是从哪里来的呢?可见相对于黑格尔的主客的辩证的同一，叔本华的是一种主客间的直接的本原性的同一，既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它们本来直接就是同一的，可以说是一种本源性的同一，值得注意的是，叔本华的核心概念“意志”并没有被当作某种现成的精神实体，而是当作了超越主客分立的某种活力或倾向，是与以往的只能被思维把握的本体的不同的具有现实性的东西，为后来西方哲学在这方面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叔本华认为康德没有发现，既然通过理性无法把握自在之物，那就说明了自在之物根本就不是理性认识的对象，而说明它是非理性的，虽然理性不能认识它，但并不是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把握它。这种把握的方式就主要的是一种伦理的直观，这种直觉是超然于充足理性律之外的自由,是对盲目情感冲动的否定,这种直觉超出了主客分立的认识方式,表现为一种物我两忘的神秘的精神状态。而折中直觉与理性无关,而是与情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叔本华看来,理性只是为意志的工具,是作为工具为生命服务的认识意志的体现，就像一个恭敬的仆人永远不会起来反抗主人的统治,只有在激烈的情感之中,才能产生这种直觉。只有当人陷于激烈的情感状态只有又陷于必然带来的痛苦和无聊，才可能产生这种顿悟的直觉。于是摩耶之幕降了下来,世界的物自体—盲目欲求的意志就出现了。这种对人的非理性的意志、情感的强调直接影响了尼采，并通过尼采对后来的人本主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雅斯贝尔斯的“临界处境”等,都强调只有在强烈的情感的激发之下,才能使人摆脱异化的状况获得本真的存在。

四、结论

黑格尔和叔本华在对待作为他们共同起源的康德哲学上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他们一个强调理性的至上地位，把理性万能化，再次重申了“逻格斯中心主义”的论调，否定了康德的通过划界来限制理性的努力；一个贬低理性的作用，把理性工具化，转而强调人的本真的情感和意志，进一步限制了理性的能力和权利；一个强调抽象认识，认为只有理性能够把握真理，继承了康德的范畴学说，一个强调直观的把握方式，认为只有在直观中才能发现本真的自我，继承了康德的直观学说；一个认为主体能够完全反思自身，所以客体是主体，物自体和现象就是同一的，继承了康德理性批判自身的方法，提出了符合行而上学传统的只能为思维把握的本体论；一个认为主体不能把自身当成对象，主客都不能被实在化，继承了康德的现象从属于物自体、实践理性优于理论理性的结论，进而提出的“意志”是一种超越主客分立的某种活力或倾向；一个要求恢复传统的理性主义行而上学，一个认为直观的艺术优于思辨的哲学，要求把哲学艺术化。

可见他们对康德哲学的不同方面的强调所带来的巨大的分歧恰恰代表了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是有非理性主义色彩的哲学）之间在某些观点上的根本的分歧，正是他们两个人的哲学在对这些问题上的这种显著分歧代表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决裂和分道扬镳。前者代表了西方传统哲学的完成，而后者则代表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始。黑格尔的封闭的体系虽然气势恢弘、富丽堂皇，但是后人却难于在他这里找到思路，也鲜有继承者，而叔本华虽然只有一本主要著作，一个简单的概念，但却直接点燃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导火索，直接导致了人本主义哲学的诞生。这正如他们二人的命运，黑格尔在世时声名显赫，但他死后不久他的哲学就遭到现代哲学多方面的严厉批判，而叔本华在世时极不得志，其哲学也在很长期内不被人所知，但在他的生命的最后两年却声名鹊起，在其死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参考文献：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M].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叔本华.《充足现由律的四重根》[M].陈晓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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