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动物行为专家，出于良好的愿望，为了培养猩猩的创造力，在一个空房间里，为一只黑猩猩设置了一串挂在半空的香蕉和几个散乱的可以叠起来的木箱，然后他关上门，从门上的小孔中向里窥视。然而，他看到的却是另一只乌溜溜的眼睛——那只猩猩也正在向他窥视！

我并无意于把我们可爱的孩子比作猩猩，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却像这位专家一样做着失败的实验，惊然发现工作的进程没有按照我们预设的轨道前进，在某种意义上，使我们从事的职业陷入了荒诞。

六十年代中期，美国发起了一场“非学校化”的运动，他们的口号是：“取消学校！”。因为学校制度貌似平等，实则极不平等。学校俨然以知识的垄断者自居，把极小一部分规定的知识转变成一种商品，将学生规定为这些知识的硬性消费者，使用文凭这一手段进行强行的贩卖。该思潮代表人物伊里奇（ivanillich）在此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隐蔽课程——只有学校教育才能为每个人的成长作准备，凡是学校里不传授的东西，便是无价值的。而这又必然导致更为极端的观念：只有通过考试才能为每个人的成长作准备，凡是不考试的东西，便是无价值的。爱因斯坦说：“做同样的工作，它的出发点，可以是恐怖和强制，可以是追求威信和荣誉的好胜心，也可以是……每个健康儿童都具有的天赋的好奇心，只不过这种好奇心往往很早就衰退了……”我们的儿童早已没有好奇心了，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对教育者古怪的行为感到好奇，正如那只向外张望的猩猩一样。

“考试是指挥棒”，此言非虚，但最多只对了一半，“棒”则“棒”矣，然非“指挥棒”，而乃一枝狼牙大棒，谁若置若罔闻，定遭当头棒喝。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和我的笨小孩们都感到深深的痛苦。我们在狭细的路途中经常被迫陷入形而上的沉思：“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背景下，理想的答案离我们多么遥远——佛学大师池田大作如是回答：“教育的根本课题是在于说明和回答人类应当怎样存在，人生应该怎样度过这些人类最重要的问题。”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说：“教育的正确目的，归根结底是宗教性的东西，不能只图利益。教育应当是一种探索，使人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已经不再适应时代了，那么我们究竟处于怎样一个时代？可以移用狄更斯《双城记》的开首语：这是最好的年月，这是最坏的年月；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新纪元，这是怀疑的新纪元；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绝望的冬天。

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如何做一名教师？我们如何做一名语文教师？

我以为，语文教育在此时代应有两个目标：也就是传统文化的承继（文化教育）和纯正的审美趣味（文学教育）。

教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将我们的感受圈成一枚硬币，痛苦是一面，快乐即是另一面。我希望，在以后的某一天，每一位爱孩子及他们的未来的教师都能快乐着孩子的快乐。我希望，在以后的某一天，每一位了解我们工作的艰辛与不易的人都能快乐着我们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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