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柜里竖着一张黑白照片，相纸有些发黄了，照片上是一个男婴，刚会站立的样子，站在一只木质大圆桶里。背景是一个门厅，那只大圆桶其实是一座楼梯扶手的下端，扶手十分宽大，漆得油亮。小男孩胖乎乎的，憨憨地笑着。女儿三岁时问我那是谁，当她听说就是小时候的爸爸时，抬起头望我，一脸疑惑的神情。事实上同样的疑惑也在我的心中，把这个小男孩和我联系起来的唯一依据是许多年前父母的告知，这个联系如此抽象，我始终无法将它还原成我的具体生长过程。

据父母说，照片是在新新公司大厅里拍摄的。新新公司是解放前上海四大名牌百货公司之一，在南京路最繁华的地段，现在那里是上海食品公司。根据我的推算，父亲进这家公司当出纳员时的年龄是二十岁，两年后与我的母亲结婚，然后有了我的姐姐和我，二十九岁时上海解放，他离开了这家公司。我可以断定，在新新公司的九年是父亲一生中最惬意的时期。我的证据是照片，在父亲和母亲的相册中，几乎全部照片都是这个时期拍的。那时候，父亲年轻英俊，显然喜欢游玩，经常携母亲在沪杭苏留影。从照片上看，父亲和母亲衣着体面，一双幼小的儿女十分可爱，一家人其乐融融。姐姐和我的照片多是幼儿阶段的，其后出现长期的空缺，我的弟妹们则几乎没有童年的留影，反映了家境的变化。读中学时，我曾仔细整理这些旧照片，因为老相册已破损，就自己动手制作了一本很像样的新相册，把它们安顿好。可惜的是，在文革中，相册里的绝大部分照片，由于父亲穿长衫和母亲穿旗袍，怕有“四旧”的嫌疑，都被我的妹妹烧掉了。

在进新新公司之前，父亲有一个穷苦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按照他的叙述，他三岁丧父，全家的生计主要靠比他大十多岁的大哥做工维持，他的母亲也做些织花边的零活贴补家用。十四岁时，他进一个周姓本家开的米店当了五年学徒，接着在天蟾舞台当了几个月售票员。在我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父亲经常念叨那一段苦日子，藉此对我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现在我忽然想到，他这样做不只是在教育我们，也是在开导他自己，因为在离开新新公司之后，一方面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子女在增多和长大，家里的生活明显变得困难，完全不能和新新公司时期相比，有必要向前追溯一个更低的参照标准。解放后，父亲调到税务局工作，没几年就下放了，先后在几家菜场当支部书记。他是解放初入党的，这一资历并未给他带来半点官运，他终老于基层干部的岗位。他自己对此倒没有怨言，工作得很投入，我很少见他闲在家里。二三十年间，他的工资一成不变地永远是七十四元，这一点钱要养活一家七口，其拮据可想而知。不过当时我并不觉得苦，饭总能吃饱的，只是当餐桌上有红烧肉时，几个孩子的眼睛不免会紧盯着别人的筷子。

我的母亲比父亲年长两岁，年轻时曾在药厂做工，生下我的姐姐后就退职了。在我的早年印象中，她似乎生来是一个母亲，她的全部职责就是养育五个孩子。事实上，在我们自立之前，她的确永远在为我们的衣食住行忙碌。有一次，我在老相册中翻到四幅照片，是同一个美丽时髦女人的相片，有周曼华的亲笔签名。问母亲才知道，这位与周璇齐名的大影星曾是母亲的结拜姐妹，当时她们都住在钱家塘（后来的陕西北路）一带，经常在一起玩。这一发现令我非常吃惊，使我意识到母亲并非生来是为子女操劳的家庭妇女，她也有过花样年华。在我妹妹烧照片的革命行动中，周曼华的玉照当然没有幸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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